白癜风早期发病的表现 http://m.39.net/pf/a_4603031.html变成“道德模范”湖北宜昌，一偏远村庄。一名农妇在短短一个月内，被自己的儿子打断一条手臂，打瞎一只眼睛。这个农妇叫罗长姐。在儿子祁才*23岁那年，她“开启”了这种被拳打脚踢的生活，至今已有四十多年。年，因患上脑膜炎，祁才*精神失常，发病时会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由于发病时间无常，他连吃饭都变得十分麻烦：他会突然把送到面前的饭倒翻，把碗打碎……谁愿意照顾这个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的可怜人？除了身为母亲的罗长姐，这世上很再难找到第二个人。一开始，罗长姐的丈夫还偶尔帮衬，身为男人的丈夫被大女儿接走颐养天年后，罗长姐就独自一人担下了这个责任。儿子没有喝水的意识，她就一遍又一遍地劝儿子喝水。水杯递过去后，不耐烦的儿子一下子就把搪瓷杯摔碎。几次下来，罗长姐特意给他换成了不锈钢杯。为了让儿子能多喝水，她又准备了蜂蜜水，砍柴、烧水、敲冻住了的蜂蜜……在海拔多米的山顶，每一环节都要亲力亲为。“吃糖茶咯。”蜂蜜水做好后，罗长姐会像哄小孩一样，不厌其烦地喂儿子喝水。罗长姐给儿子喂饭即便照顾得如此细致，患病的儿子还是毫不领情。一次舀水时，儿子一拳打到了罗长姐脸上，她的一只右眼，就这样被打瞎。没有人是天生的冷血动物。脑膜炎除了会让患者出现无征兆的行为失常，还会对记忆产生影响。自患病以来，四十多年了，儿子从来就没记起过她。因此，直到今天，罗长姐经受的拳打脚踢跟四十年前比，一点都没有少。一次偶然机会，导演金行征得知了这个故事，将其拍成了纪录片《罗长姐》。罗长姐的日常生活才得以步入公众的视野中。但在中国，还有更多的“罗长姐”，生活在主流看不到的地方，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生。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，全国有万农村留守人口，其中有万留守妇女。对这万农村妇女而言，家暴、自杀......这些字眼并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，是她们的人生，在命运齿轮地不断催动下，成为日复一日、循环往复，却又一成不变、无论怎么逃也逃不出去的无望深渊。为他人而活“早上起床，去地里干活，9点吃早餐，再去干农活，1点吃午餐，再去，5点吃晚饭，不断重复”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导演金行征这样描述他目之所及的农村妇女的生活。因为照顾儿子，罗长姐被评为“全国道德模范”。但她说，自己这么多年是很苦的，没有一天开心过。下地劳作、打理家务，同时照顾丈夫、公婆、孙子，以及患病的儿子。日子像一个齿轮，却不能够停下来。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杨华在新作《陌生的熟人》一书中，将这种现象，定义为“立命”。“所谓立命，是指农民完成了文化上规定的人生最重要的任务后，能够在村落生活与社会交往中，自觉体验到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，即到老年之后觉得活了一辈子，死也值得的一种人生体验。具体到老年妇女身上，她们在生完儿子、实现安身之后，就会把精力放在打造立命的基础上，主要也就是协助丈夫给公婆养老送终，为儿子建房娶妻。”在农村，这种“立命”随处可见。22岁时，韩仕梅被父母以三千块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村男人，就此成了家。老公有轻度智障，公公也是，婆婆裹了小脚，没法干活。生孩子、盖房、还债......重担一个个压在了韩仕梅身上。赚钱、顾家，她不得不一手负责。还没完全适应婚姻生活，韩仕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，随后儿子出生。年，她又生了个女儿。儿子步入社会后，韩仕梅又开始忙着替他找工作；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，她又开始操心他的婚事；等到儿子顺利结婚有了孩子后，韩仕梅又开始忙着照顾孙子。妻子、儿媳、母亲、奶奶……日子越长，身份越多。为了更好地扮演这些角色，“韩仕梅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越来越完美的螺丝钉，嵌进家这台锈迹斑斑的机器上。[1]”重压之下，韩仕梅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，老公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无法说出。于是，韩仕梅开始写诗。每天晚上十点半，家人都入睡以后，她捧着手机，才敢表露怨气：「为奴不问红尘事，泪已流干两鬓霜」。但每到清晨醒来，琐事又周而复始地袭来。她还是农妇韩仕梅。在城市里，女性在婚育、就业、生活各方面，都有着更广泛的选择。郑爽日薪万，还能用“代孕”借肚生子，连十月怀胎的罪都不用受；住在两千万豪宅里的网红张晓晗，因为下雨天马桶堵塞，“理直气壮”地崩溃……城乡的差距看似正在日益缩小，但农村妇女跟城市女性的人生，却有着天壤之别。有人看到韩仕梅的诗，想要和她开展一段感情，话里话外是有殷切关怀的，但想到家人，她又掐断了这个念头。从嫁入这个家开始，她就丧失了只为自己而活的权利。韩仕梅想好了未来的出路：等女儿毕业后能养活自己了，她就去跳河。“活着也没有意义，光操心”。死于生育年1月末，山东女孩方洋洋经历了抽打、罚站、挨饿、受冻......等一系列折磨后，气绝身亡。方洋洋身高1米76，出嫁时斤，去世时，只剩下了60斤。她是被丈夫和公婆虐待致死的。婆家之所以对方洋洋抱有如此巨大的恶意，只因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：她无法生育。为了娶方洋洋进门，婆家花了13万，其中10万都是借款。当这笔钱的最大功用——买回一个有用的“生育工具”失效后，一家人恼羞成怒，把气都发泄到了方洋洋身上。在农村，评判一个女性是否有“价值”的标准，仍然是生育。云南的美玲今年35岁，结婚已有18年。自17岁开始，她就在丈夫的控制和暴力中度过，“被迫”生下4个孩子。美玲不是没有想过离开，但她无法割舍4个孩子。仅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，而家中所有的钱，都由丈夫掌控。她无法独自抚养孩子。最绝望的时候，美玲尝试过自杀。一次是跳水库，被拦住了；还有一次，她准备从18层的楼顶纵身一跃。美玲是个基督徒，在一瞬间，信仰拉住了她。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。其中，农村妇女为此做出了“巨大贡献”。根据权威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的数据，至年间，15岁到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中，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7.8名自杀，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达93%。专业研究农民自杀的教授吴飞在其作品《浮生取义》中提到：在日常生活中，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，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，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。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，就会发现，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，才有着巨大的力量。“过日子”和“做人”都是这样的词。“过日子”这个词是理解自杀问题最重要的概念工具，因为它能使我们最好地理解普通人的生与死。无穷无尽的农活和家务劳动、婆媳和邻里矛盾、孩子教育、鸡毛蒜皮的琐事……这些，全是农村妇女的职责。日复一日累积而来的绝望与无助，让自杀，成了她们对抗无聊日子的极端选择。年，28岁的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，自杀身亡；年，31岁的戴某花携一儿一女自杀……而种种悲剧，又都引出了同一个命题：农村男人的缺席。图源：图书《浮生取义：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》
走不出去的困局
年，一名德国数学家把一张纸条扭转度后，再把两头粘接起来。随后，他得到了一个能无限循环的怪圈——莫比乌斯环。两面即一面，对立即统一。当一件事陷入类似莫比乌斯环怪圈后，我们会发现：问题本身就是答案，而答案本身也是问题。香港大学一研究报告称，在至年间，35岁以下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大大降低。情况改善的主要原因，是打工潮。图源：网易数读
年，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约万。到年，这个数字变成了1.68亿，翻了三倍。其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，也从6.39%涨到了27.19%。
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农村人口的进城务工比例，也给不少农村女性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——这让她们有能力逃出重复、繁杂而又琐碎的农村生活。但研究发现，年农村迁移劳动力中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异明显，女性较男性低21.9%。一直以来，男性才是打工潮的主力*。随着男性出走，那些留在农村的女人们，共同构成了万留守妇女。而农村的主要人员构成，除了妇女，就是老人和儿童，后者并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，照顾他们的职责，自然就落在了农村留守妇女身上。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繁重的农业生产，成了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的全部内容——在解救走出农村的妇女同时，打工潮进一步加深了留守农村的妇女无望困境。在利弊如此分明的情况下，为何仍然有妇女选择留守在农村？不是不想走，而是走不掉。吉林某劳务市场附近，有着20多家“女子宿舍”，这里的特色是低廉的房价：住宿一晚只需2元，近几年涨到了5元。最先创办的某间女子宿舍里，十多平方米的空间硬生生挤下了20多个人，蟑螂臭虫与她们为伴，在其中肆意走动。为了省钱，伙食费可以压缩到一块钱，花卷配咸菜，偶尔再花一块钱买碗豆腐脑，就算得上丰盛的“大餐”了。底层，是不分城市与农村的。很多农村女性，文化水平低，也缺乏一技之长，即便进入城市，也没有太多的就业选择，生存环境甚至会比在农村中更差：在农村，起码还有一间民房可以住，一亩地可以种粮食。韩仕梅的故事，后来有了一个还不错的结局。因为写诗，她被更多人注意到，其中包括一个律师。在了解了韩仕梅的处境后，律师想帮这名在田埂上写诗的留守农妇走出困境。而韩仕梅的诉求只有一个：帮她离婚。年5月19日，韩仕梅的离婚官司就会开庭。一个契机，让本有机会走出农村的韩仕梅得到了脱离困境的机会，但对更多农村留守妇女来说，这只是个奢想。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的传统思想，仍然是农村的主流。吉利根在‘关怀典范’中指出，“女性的自我概念依附在社会关系中，以联结、关怀及响应他人需求为主。在农村，这一点更为突出”。对那些本可以走出农村的妇女来说，其一出生就被赋予了维系家庭的使命，一旦想要离开，就会被种种规劝阻挠。自杀两次的美玲也曾提过离婚，但每次都会被村里人给劝回来。比如“丈夫虽然有缺点，但也有很多优点，忍忍就过去了，离婚后的妇女谁还会要你？最关键一点要为子女考虑，离婚对子女的成长不利......”近年来，农村离婚率在逐年上升。据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库（-）显示，河南、陕西、山西，离婚率都呈现了波动上升的趋势。甚至，闪婚闪离也流行了起来。这些，都给人一种离婚已成潮流的错觉。但实际上，对一些农村妇女来说，离婚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选择。男人外出打工了，女人就成了家里唯一的支持，因此，丈夫绝不会轻易答应离婚。留守妇女，被永远困在了家庭和农村。帮助农村妇女走出农村的，是打工潮；加深农村留守妇女绝望感的，也是打工潮。围绕着“打工潮”，农村留守妇女也陷入了一个走不出去的“莫比乌托斯环”。???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保罗·福塞尔曾指出：当过失和苦恼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，人们就沦为了“看不见的底层”。城市与农村间横着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，将我们彼此隔开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存在。“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辈，至少有一个是农村妇女，我们人人都是农村妇女生出来的孩子。”但她们却在某种程度上近乎隐身，成了社会变迁中首先被忽略的一个群体。纪录片《罗长姐》里，在岁月齿轮的拨转下，罗长姐老了，不得不把照顾儿子的职责交给尚年轻的孙媳妇。影片结尾，年迈的罗长姐迈着迟缓的步伐慢慢走回自己的住处，孙媳妇穿着艳丽的棉衣走进画面，迎接自己早已写好的宿命。一个新的罗长姐诞生了。撰稿：邹雨编辑：地中海螃蟹主编：林尉图源
《罗长姐》、部分来源于网络部分参考资料：[1]在快手上写诗的农妇：和树生活在一起，有时想到死，全现在[2]困在时间里的母亲，极昼工作室[3]《罗长姐》：她老了，但是她依然伟大，深焦DeepFocus[4]结婚18年，被家暴的农村妇女，三联生活周刊[5]刘彬彬,崔菲菲,史清华.().劳动力流动与村庄离婚率.中国农村经济,10.[6]莫玮俏,史晋川.().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.中国人口科学,5,-.[7]杨凡,曾巧玲.().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.南方人口(5),39-49.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